一场具有学术含量的“理论外交”

第47期

 

 一场具有学术含量的

“理论外交”

——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学术访日报告

内容提要

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委同意，在国际合作部的帮助和支持下，2019年11月24日至30日，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教授带领的学术代表团（成员：哲学部朱辉宇、国际战略研究院张仕荣、马克思主义学院唐爱军、王海滨、国际合作部李传华）出访日本。在日本期间，访问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东京唯物论研究会、日本经济理论学会、日本东北大学、日本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等机构，举办了7场学术座谈会，就中国发展与中国道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研究、《资本论》与哲学、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学、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日哲学研究、中日关系等诸多学术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学术代表团与日方的田中明彦(Akihiko Tanaka) 校长、Michishita副校长、大西广教授、岩佐茂教授、三崎和志教授、河村哲二教授、宫川彰教授、窪俊一教授、渡边宪政教授、高田好章教授、松野周治教授、中谷武雄教授等，进行了友好且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长田中达也、原社长山本正已等10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报告主要围绕代表团在日本期间行程、学术交流相关情况、代表团的收获等三个方面，对这次出访进行总结。

一、代表团学术访日概况

代表团一行于11月24日抵达日本东京。

11月25日访问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并就“日本对外政策及战略”等问题座谈交流。日方参加人员有校长田中明彦(Akihiko Tanaka)、副校长Michishita教授等人。座谈交流主要是由日方专家介绍日本对外战略以及中日关系，中方专家参与了互动交流。当日下午首先访问庆应义塾大学，与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前理事长大西广教授就日本政治形势、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发展历史及现状等议题座谈交流。接着访问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韩庆祥教授与张仕荣教授分别就“中国发展与中国道路”、“新时期中日关系行稳致远”进行了主题演讲。日方参加人员有社长田中达也等10人。

11月26日上午赴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访问东京唯物论研究会，并就日本唯物论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座谈交流。日方参加人员为三崎和志教授、岩佐茂教授。日方专家介绍了唯物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现状，中方专家朱辉宇介绍了中国唯物论研究现状。当日下午赴法政大学多摩校区访问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并就日本《资本论》研究现状与问题座谈交流。日方参加人员有理事长河村哲二教授和首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川彰。中方专家唐爱军介绍了中国《资本论》研究现状。

11月27日上午，代表团从东京赶到仙台。当日下午参观鲁迅纪念馆、阶梯教室。接着访问日本东北大学，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数字化以及文本研究座谈交流。日方参加人员有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窪俊一、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渡边宪政。王海滨副教授就中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作了简要介绍。

11月28日上午从仙台前往大阪。下午，从大阪机场乘车前往京都。

11月29日下午，访问日本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就政治经济学研究等议题座谈交流。日方参加人员有中谷武雄（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理事长 、京都橘大学教授）、高田好章（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理事长）、松野周治（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员、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双方专家就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的发展经济学等话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11月30日上午，代表团顺利完成访日任务，从大阪返回北京。

在日本学术访问与交流期间，学术活动紧凑丰满，学术代表团成员紧张有序，学术交流深入且颇有收获。       

二、学术交流的主要内容

在日本学术访问期间，代表团围绕不同的议题，与相关大学、学术机构及其专家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关于系列学术交流的内容，可根据三大主题进行梳理、提炼、整合。

（一）“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

访问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期间，代表团团长韩庆祥教授对“中国发展与中国道路”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指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中国的发展成就精准地表述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为什么能创造这两大奇迹？全会提出了“13个显著优势”，我们可以从其中提炼出理解中国道路的核心密码。韩庆祥指出了三条。第一，中国道路成功整合了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中国道路是这三种力量协调推动的结果。其中，最核心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体现在哪些方面？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二是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三是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四是汇聚共识具有凝聚力；五是实现美好蓝图具有恒定力；六是组织体系具有执行力；七是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第二，中国道路成功在于有效实施了三大方略。这就是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比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注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中国相对发展起来之后，就要进一步补齐发展短板，比如十八大以来中央非常强调的扶贫攻坚。发展好不好，发展支点是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五大新发展理念构成了中国今后永续发展的根本支点。第三，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有效运用了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我们面对的突出问题是不同的，因而，主导的机制也是不同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生产力不发达，相对突出的主要是动力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续运用好动力机制、平衡机制的基础上，我们要优化治理机制。张仕荣教授就中日经济发展进行了讲解。两位教授的讲解，引起了日方浓厚的兴趣。

访问日本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期间，松野周治指出，理解中国道路的关键是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指出，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不是很了解，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对立的。韩庆祥教授运用结构分析方法，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入手，从逻辑上层层地来阐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得到了日方专家的认同。他指出，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理论和实践创造，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一般原则上，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效率原则，社会主义强调的是公平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了。在经济领域，我们相对突出效率原则，可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在社会领域，我们更突出公平原则，应依据社会主义原则注重政府调节。他还指出，西方理论普遍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这一教条，强调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本质上是要解决效率问题的。唐爱军副教授运用历史生成论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有“发达社会主义观”和“不发达社会主义观”之分，中国道路是建立在“不发达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基础上的，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道路利用了一切有利因素（包括了一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理因素）发展生产力，但是它的主导因素是社会主义的，主导因素决定了中国道路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主导因素并且通过一些制度加以巩固，比如基本经济制度，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还是分配方式，其主导因素是社会主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二）“中国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访问庆应义塾大学期间，大西广教授指出，与社会主义中国不同，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都很少。相比较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还较多些。他指出，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两个学派比较流行：一是数理经济学，一是“历史考证版”经济学。

访问东京唯物论研究会期间，双方专家就本国唯物论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交流。三崎和志教授强调，随着日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日本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持续高涨。他主要介绍了近年来日本关于唯物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领域的重要著作或文章，并重点介绍了东京唯物论研究会杂志（《唯物论》）。岩佐茂教授指出，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教科书的影响。苏联解体之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逐步抛弃了苏联教科书模式，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论中去。近些年，日本学界突出从“未来社会论”角度去理解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治疗、诊断。岩佐茂还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关于自然、农业等方面的重要思想，他最近重点关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自然主义进行有效结合，并加以拓展研究。交流期间，中方专家朱辉宇教授围绕中国唯物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作了主旨报告。他指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是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的产物，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中国学界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一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起到了先导和破解改革坚冰的作用。二是中国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有三种主要观点：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对同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不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从外延上讲，实践唯物主义涵盖并包容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与中国道路的创造具有内在关联。中国道路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创造，其中必然包含着某种独创的智慧，有其独特的发展理念，而这种智慧和理念从哲学上讲，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四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场革命。有的中国学者提出，如果可以用“从逻辑的观点看”来标志现代哲学的分析运动，那么，就可以用“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标志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实践的观点看”，就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理论和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五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避免文本解释的碎片化倾向，树立“问题”意识，重视“实践”研究；必须避免理论与现实脱节，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必须避免理论研究的路径依赖，在引进西方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注意从内功下手，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朱辉宇教授还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坚持，对实践唯物主义要加强研究。

访问日本经济理论学会期间，双方专家就《资本论》研究现状与问题进行了交流。这场交流是最为热烈而深入的。河村哲二教授指出，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已经成立六十周年了，从1959年5月10日成立以来，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学会，并且，学会及其专家学者一直将《资本论》作为研究的重心。宫川彰教授指出，这些年，他们特别强调立足“历史考证版”去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他还强调，日本学界注重通过研究《资本论》去解释日本资本主义类型。中方学者唐爱军副教授介绍了“中国《资本论》的研究现状”。他指出，近些年，中国关于《资本论》研究大致有七个路径：一是《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研究。该领域研究普遍强调，《资本论》不仅仅是经济学著作，而是哲学著作，要从哲学的高度把握《资本论》，挖掘它的哲学思想。二是《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研究。该领域研究普遍强调，不能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就是马克思运用成熟的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运用。而且认为，《资本论》深化了唯物史观的研究，代表了唯物史观的成熟形态。三是《资本论》的文本学文献学研究。该研究路径强调，必须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基础。四是《资本论》中的重要概念、理论的研究。该领域特别重视对资本逻辑、商品、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力、机器等概念或思想的挖掘。五是《资本论》的方法论研究，尤其突出对辩证法的研究。六是围绕《资本论》与西方理论的比较研究。七是《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该领域研究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将《资本论》研究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

访问日本东北大学期间，双方专家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进行了交流。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窪俊一重点介绍了日本“在线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相关情况。他指出，从2006年开始，他们就着手对《形态》进行数字化编辑、研究，经过13年的编辑研究，在线版的《形态》已经发布，逐步在学术界产生影响。渡边宪政教授指出，日本研究《形态》，主要使用的是1974年的广松涉版，在线版的发布，可以完全取代广松涉版。他还从诸多方面谈了在线版的学术意义。他指出，经过在线版的编辑研究，他们在《形态》的作者这个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关于《形态》的作者，学界普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写作；二是，恩格斯主导着写作。他们经过在线版研究，指出，《形态》主要是由马克思口授、恩格斯撰写而完成的。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渡边宪政教授还指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而是在《德法年鉴》时期形成的，是通过对法哲学批判而得出来的。唯物史观的形成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条件，而不是结果。中方学者唐爱军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法哲学批判，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能完全等同于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仍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方学者王海滨从版本研究、页码排序、概念剖析、思想解读、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等维度，简要介绍了国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划定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和文本节点，而应看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进是延续性和创造性的统一。离开《资本论》中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论证和具体运用，很难说马克思哲学革命在这之前某一时期已经充分完成。此外，在承认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不可避免存有些许差异的同时，更应该看到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互相补充，从整体性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三）“日本对外政策和中日关系”

代表团访日期间，韩庆祥教授、张仕荣教授等向日方介绍了中方外交战略以及对日外交政策，与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田中明彦(Akihiko Tanaka)、副校长Michishita教授等人，就“日本对外政策及战略”座谈交流，与日方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就中日关系进行了交流。

中方代表团的主要观点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日两国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中日要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使中日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积极因素。

第一，看待中日关系要有历史和现实两种维度。中日一衣带水，两千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20世纪80年代，虽有一些因素干扰，但是通过中日双方的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基本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第二，发展中日关系要勇于面对诸多矛盾和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其中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尤为突出。当前，在地缘安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毗连资源争议、台海问题等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尤其是1996年日美安全同盟的“再定义”，也使中国必然产生地缘安全方面的疑虑。这些需要中日两国正视以及采取合作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要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地管控矛盾分歧，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对话，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中日双方要恪守所达成的共识和承诺，妥善处理好历史等敏感问题，共同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尤其应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双方要始终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增进互信，推动中日关系始终沿着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第三，合作共赢是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国欢迎日本企业积极扩大对华合作，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同为中日互利合作开辟广阔天地。要继续深化经贸、投资、第三方市场、科技创新等广泛领域合作，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积极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RCEP是由东盟十国于2012年发起，成员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涵盖47.4%的全球人口，32.2%的全球GDP，29.1%的全球贸易以及32.5%的全球投资，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取得的重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维护自由贸易，提振市场信心。

总体而言，和平、合作、互惠、互信，是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在运筹发展中日关系时，既要立足双边，把握两国各自的发展趋势，也要放眼世界，把中日关系放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大视野中加以审视。

日方学者对中方代表团的看法基本赞同，认为中日关系必须走合作共赢的道路，尤其是美国在搞“美国优先”的总体战略下，中日之间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在领土等问题上可以协商解决。但是，某些日方人士仍然坚持美日同盟对于日本安全的核心保障作用，认为美国的亚太和印太战略有其合理性，尤其在平衡大国关系方面，而中国在军备发展方面快速发展令人忧虑；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如果RCEP缺少印度参与，将会不完整的。参加座谈的中方学者对此回应指出：美方目前要将自身的各类危机进行转嫁输出，尤其是要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中方的发展包括军事发展都是防御性和自卫性的，体现了和平性和自主性；至于印度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犹豫不决，不应该影响整个东亚经济体一体化的进程，要循序渐进，要巩固已有的谈判成果。

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要拉紧人文纽带，加强两国人文交流，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包括启动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在交流合作中增进理解、建立互信、发展友谊。对此，日方认识到中国青年大部分有志于出国进修学习，增长见识和才干，但是相对而言，日方青年学生目前出国留学的意愿在大幅度降低。

三、收获与体会

代表团这次日本之行时间短，但收获不少。大致说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收获。

（一）如何看待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本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较为注重文本文献，专业化强，注意细节，具有“工匠精神”，在文本文献研究方面处在世界第一方阵。但是，日本马克思主义领域诸多专家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的创造性研究显得不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存在不足，研究队伍也显得薄弱。与此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围绕中国问题、世界问题展开的创造性研究，是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毫不夸张地说，创立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学者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应当具有学术自信。日本学界愿同中国学界加强学术交流，对“中国奇迹与中国道路”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日本不少学者往往从文本出发且用西方范式解释中国。有效地打破西方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中国是当代中国学者展开国际交流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如何看待日本现代化发展程度以及与中国的比较？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点的确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然而，日本在现代化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城市治理、环境保护、文明素质等。日本人普遍对工作具有高度负责精神， 做事注意细节、力求达到精致。日本服务业具有针对性的分层服务，普遍服务态度好。中国奇迹增强了中国自信，由此不要妄自菲薄，同时也不要狂妄自大。

（三）各方通过交流认为中日关系要行稳致远，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一体化将是大势所趋。代表团此次访问日本，与日本的高校、学术团体、企业等相关机构进一步增强了联系，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为今后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总之，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这次学术访日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可以说，是一场具有浓厚学术含量的“理论外交”。

报告执笔人：唐爱军、张仕荣

报告审定人：韩庆祥

报告编辑人：思想先声编辑部